亚洲时代：中印对话之
“应对全球性别挑战的家庭友好政策”

印度：进一步加强框架条件建设

库马里博士在报告开篇中明确表示，在印度必须继续加强必要的框架条件的建设，即安全的工作条件和对同等工作的平等认可。为此，印度主要在实施三类政策：与时间有关的（产假或陪产假）、与服务有关的（儿童保育）和财政支持（儿童金或类似）。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创造一种“双重支持”：促进妇女获得良好的工作，同时对以前的无偿工作进行评估。2019-2020年印度全国范围内的家庭健康调查已经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结果。例如，近90%的妇女在家庭决策中拥有发言权，近80%的妇女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然而，仍然需要注意的是，印度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妇女在18岁之前结婚。此外，新冠疫情也导致了一些重大的逆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甚至预计到2030年强迫婚姻会增加。在新冠疫情第一年，家庭暴力案件也显著增加。此外，经济受损导致失去工作的女性比男性多很多。库马里博士指出，这样一来，在招聘妇女方面的进展因病毒而倒退了一到两年时间。

库马里博士随后谈到了法律框架。近几十年来印度政府出台了一些重要法律，如《平等报酬法》（1976年）、《最低工资法》（1948年）和《医疗终止妊娠法》（1971年）。在卫生健康领域，还设立了各种“计划”，以使人们能够获得公平的和可负担的卫生服务。

然而，在总结时库马里博士也提到，在性别平等方面仍然存在挑战。她认为，最重要的障碍在于政治层面：全世界只有22.6%的部长职位由女性担任。此外，还需要提高对护理工作的认可，因为全世界几乎75%的无偿护理工作都是由妇女完成的。

中国的目标：

杨菊华教授在报告中详细地介绍了中国近年来取得的进展。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是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了改变；现在一个家庭可以生育三个孩子。中国政府也在通过这种方式应对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进程。正如德国和印度一样，中国的生育率近年来一直在大幅下降，而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一直在不断上升。前者也是家庭结构变化的结果。与过去相比，现在家庭规模明显缩小，一个家庭通常只有三个成员组成。此外，单身家庭越来越多。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过去三十年来，性别工资差距一直在扩大，而与此同时，生育妇女的就业率却在下降。

中国是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的呢？中国在建国后不久的五十年代初，就开始实行产假和儿童金。特别是在最近几年，面对人口变化也做了很多工作。2019年国务院发布了一项指导意见，为有三岁以下儿童的家庭提供更多支持。2021，国务院决定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和养育成本，这将是一个包括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整体系统。与库马里博士之前提到的类似，其中重要的方面是财政支持、服务支持和时间支持（产假等）。此外，还要全面完善框架条件，例如，要大力打击性别歧视，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等等。就像印度一样，中国仍然面临许多挑战，但是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措施和计划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讨论环节

在随后的讨论中，专家们根据听众的提问对一些方面进行了更详细的介绍。例如，在谈到最近美国对堕胎权的限制时，库马里博士强调，妇女对有关其身体的一切享有自决权非常重要。必须允许妇女自己决定是否要生孩子，而不是由国家来告诉她们该怎么做。提到印度所谓的妇女自助小组，库马里博士解释说，这一概念是指，农村地区的妇女联合起来，用她们的储蓄和国家银行的财政支持来创业。这通常涉及农业工作，但原则上也适用于任何就业类型。

杨教授对许多妇女在新冠疫情期间经历的所谓“双重负担”——在家既要照顾孩子还要通过数字化手段处理工作，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她引用了最近的一项研究，明确反驳了妇女在家工作更容易的假设。这一点在中国农村尤其明显：研究表明，妇女所做的家务劳动包括照顾孩子，平均是男性的三倍。因此，她主张男性也应更多地参与到家务劳动和育儿当中。同时，她表示，特别是在中国的年轻一代身上已经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变化。尽管如此，她提醒道，在政治立法层面取得进展后，也必须在家庭中取得更大的进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还须在各自家庭中建立更多的公众对性别平等的认识。

作者：奥乐

翻译：张敬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