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讲座
《基本法》第14条的财产权保护

中德两国的现行法规定

在讲座中，Shirvani教授首先解释了作为法律依据的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1款：“财产权及继承权应予保障，其内容与限制由法律规定之。”财产权因此应被理解为一项自由权，对该权利造成侵犯会导致赔偿请求权（针对国家的防御权）。例如，最近，企业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感染风险而被迫关闭，这个问题因此尤其受到关注。基于《感染防治法》（Infektionsschutzgesetz，IFSG），德国联邦政府和各州自2020年3月起颁布了大量感染防治措施，其中包括关停企业的情形，特别是在餐饮和酒店行业，这导致受影响企业的收入损失。国家以援助计划的形式提供的补偿往往不足以弥补损失。然而，相关的法律诉讼迄今为止均未胜诉。

《感染防治法》第56条和第65条可以作为请求赔偿的法律基础。根据《感染防治法》第56条第1款第1句，如果一个人由于该法，例如因被列为疑似感染者，而被禁止从事他或她以前的职业，并因此遭受收入损失，可以得到金钱赔偿。《感染防治法》第65条第1款第1句规定，如果根据该法第16条和第17条采取的措施导致物品被摧毁、损坏或以其他方式降低其价值，或造成其他显著金钱损失，则可以要求赔偿。根据Shirvani教授的说法，在这种特定情况下，这两条无法成为请求权依据。

在此之外，对财产权的侵占可能会引发一项请求权。这项请求权不是由法律规定的，而是在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即不断为判例法所承认，且基于所谓的“牺牲原则”。在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之间发生冲突时，个人权利必须退居其次。不过，受影响的当事人会得到补偿。因征收性干预而产生的请求权也要求受影响者存在特别牺牲。根据判例法，如果影响“相对于同样受到影响的其他人来说具有特殊的’严重性’，或者与其他不受影响的人相比造成了对平等权的侵犯”，则属于特别牺牲。为了确认属于特别牺牲的情形，必须对个案情况进行全面审查。例如关于“所遭受的不利因素的程度[...]”或其影响被证明“在性质和持续时间上特别严重[...]，甚至威胁到生存”。然而，通常只在个人承担特别牺牲的情形，才要求必须在经济上对征收性干预予以补偿。征收性干预不是请求对“大规模损害”予以补偿的依据。

特别是不能适用征收性干预“以便对‘法律中对财产内容或限制的规定’的一般和典型后果进行经济补偿”。因此，这里也没有产生任何请求权。

企业可能还有另一个选择，如果能证明关停是非法的，则可以要求赔偿。如果非法的公权力措施直接侵犯了受基本财产权保护的法律权利，造成了所有者的特别牺牲，就存在基于 “类似征收”的干预的赔偿请求权。由“类似征收”和上述“征收”的干预引起的请求权之间的关键区别是，在类似征收的情况下，国家采取的措施是非法的。各州下令关闭农场的法规，直接干预了农场主的财产权。只有当这些法规存在自身违法而不能归因于《感染防治法》时，才存在基于类似征收的干预的请求权。如果可以肯定这一点，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企业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要求赔偿。根据判例法，在相当于征收的干预情况下，受影响的一方可以要求适当赔偿，但不是对所遭受的全部损害的赔偿。

上述阐释表明：由于合法的疫情禁令而遭受经济损失的企业，在目前的法律状况下无权获得赔偿。只有在下令关停工厂的法规被认定为非法的情况下，企业才有可能要求赔偿。以中间视角来看，联邦立法机构是否会改革感染防治赔偿法并增加赔偿条款，还有待观察。

在Shirvani教授的详细介绍之后，谢立斌教授和赵宏教授也在讨论中介绍了中国的现状。在中国，也有许多企业因疫情而关闭，其规模甚至可能比德国要大得多。即使在疫情爆发两年半多之后，中国仍然成功地通过动态清零政策尽可能地减少新的感染者人数，因此仍然可能出现持续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部分静默。就像在德国一样，中国的餐饮业和酒店业受到的影响特别大。谢教授和赵教授明确表示，中国对受此影响的企业也有一些支持政策。这些措施不仅包括直接给予资金支持，而且还主要包括税收、费用以及租金的减免或延迟缴纳，以保证企业能够保持充足的现金流。具体的支持措施可能因省市而异，因为具体的设计通常由地方政府负责。不过，中国目前也不存在可以在与疫情相关的关闭情形下为企业提供相应赔偿请求权的具体法律规定。

作者: Ole Engelhar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