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社会流动性”系列活动
社会上升日渐困难

每个公民都有权获得等值的社会上升机会。但在很多现代社会，这一愿景至今尚未付诸实施。

莱因哈德·波拉克教授是德国研究社会流动的主要专家之一。2018年4月，波拉克教授在柏林接待了作为中国政府重要智库的中共中央党校的学者代表团。波拉克教授将社会流动描述为“个人从社会等级的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其决定因素为收入、职业或财产等地位特征，三者又常常密不可分。现代社会中，社会流动的最重要基础是教育。

流动何以停滞？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成立后的头几十年里，出现了众多社会上升的成功例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德国出现了经济奇迹，有时甚至需要引进移民才能满足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

另一方面，社会结构产生变化。女性就业越来越多受到社会的赞许，女性可以靠自身能力实现社会上升。职业结构也发生变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从整体上来说变得更容易逾越。前所未有的教育扩张为代际社会流动创造了基础。

社会底层萎缩，中层和上层扩大。但是，随着基本社会状况越来越舒适，进一步上升变得日渐困难。此外，近几十年来，社会下降的人数有所增加。经济虽然仍在增长，但是增速放缓，更强化了这一趋势。

社会流动陷入停滞，只有个别来自于社会等级下端的人能够摆脱窘迫的处境。

在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时期，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很贫穷，不存在大的社会差距。1978年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经济发展去除了桎梏，无数人获得了全新的上升机会。在随后的40年中，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并得到巩固。但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儿童和务工人员的子女往往不能获得等值的教育资源和公平的社会上升机会。

实施教育扩张以实现教育公正？

知识和教育一直以来被视为文化、经济影响力的基础。但如何实现教育公平？答案之一是所谓的教育扩张，教育扩张在中国和德国都帮助越来越多的人获取知识以达到从业资格。

高等教育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仅在近15年中，德国大学就读人数就增加了约50%，中国的人数更是增长了数倍。

毕业生人数的急剧增长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中共中央党校的徐平华教授在于北京举办的研讨会上探讨了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毕业生人数众多，而获得的技能往往不符合市场需要，甚至有一部分毕业生的收入低于进城务工人员。如此，教育无法为提升社会流动性做出贡献。

不过，德国教育体制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也已达到极限。班贝格大学社会学教授斯特鲁克形容这一现象为“滚梯效应”：尽管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的扩大带来了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但是教育机会仍过于取决于社会出身。如果所有阶层“上升一层”，原有的不平等仍将存在。

因此，社会出身仍然一如既往地决定受教育的水平：在德国，大学毕业生的后代中，有79%的人能读大学，45%的人取得硕士学位。而非大学毕业生的子女中，仅有27%的人能就读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口比例更仅为8%。

学前教育是成功的关键

但是，应如何打破代际的地位沿袭？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海克曼的研究表明，幼儿阶段的支持能在投入相对较少的情况下达到最大效果。

三岁儿童之间就已经存在明显的差距。家境优渥的孩子掌握更多的词汇，可以理解更复杂的句子。此外，他们对大小和形状的理解要好得多。学到的知识可以促进今后的学习——教育效应的积累能强化这一发展阶段的投资收益。如此可以最有效地抵消出生不平等。

联邦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因而最近几年学前教育的预算增长比例最高。

在中国，众多的务工人员子女仍然遭受严重的结构性歧视，所以建设全面的学前教育体制对于他们来说尤其重要。虽然改革已经启动，中共中央党校的林梅教授建议，还应进一步加大对公立幼儿园的投入，确保务工人员的子女今后也能享受城市的照管服务。

社会组织可以做出重要贡献

教育投资的国民经济红利随目标人群的年龄增长而递减。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德国的社会福利国家体制也赞同这一理念。

社会组织在帮助陷入困境的青少年和成人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为此，中共中央党校代表团访问了公益组织“建设未来有限责任公司”。该机构致力为柏林的弱势青少年提供第二次机会。目前，该机构在支持约80—90名来自困难家庭的学生后补学历并获得就业指导。

中国的民间组织至今无法承担起这样的任务，因而相较于德国，必须由国家负起主要责任。奖学金、助学金和其他政府措施可以为贫困家庭的子女创造更好的前途。户口制度的改革可以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流动人口提供在城市等值的发展机会。

尽管中德两国采取了不同的促进措施，但是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国家的社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最高目标是实现机会平等。国家仅能创造前提条件，个人必须发挥自身力量攀登社会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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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施小东

翻译：冷慧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