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两国中产阶级和社会不平等
与会学生非常关心这一主题
在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与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长期合作的框架下，德国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中心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舒君德博士应邀于2016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作了“以中产为理想——中德两国中产阶级和不平等比较”为主题的报告。
舒君德博士在开始时指出，现代社会中产阶级在国际上都是积极的被“向往的形象”。中产阶级的增加与扩张被视为个人成功和社会进步的指示器。同时，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可以共同分享财富，也证明了国家的执政能力。因此，中产阶级的扩大通常伴随着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减少，相反，其萎缩会加剧不平等。因此，中产阶级是社会凝聚力的稳定之锚，是温和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的主体。
德国的中产阶级陷入危机？
现在德国的中产阶级是否萎缩或者保持稳定，取决于对于中产阶级的定义。但是毫无疑问，如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德国的中产阶级一直在不断扩大。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开始减少，随后又从2005年开始保持大致稳定的水平。总的来说，德国的收入不平等在过去几十年中仅有些微增加，主要是由国家的再分配造成的。虽然从九十年代开始在国家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进行再分配前，中产阶级的收入比例明显下降，但进行了再分配之后，其收入只下降了一点。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可以说德国的中产阶级遭遇到了危机吗？舒君德博士认为，事实上，早先扩大的力度已经中断，很少有人能从更低的阶级进入中产阶级。另外，中产阶级中的所有层级的没落风险要高于上升的可能性，而且在中产阶级内部，社会差异也在增加。但同时，社会流动性的统计数据表明，这种流动性主要发生在中产阶级中的边缘层级，其核心继续维持相对稳定的情况。
担心没落带来的不安
人们的不安主要来自于对情况恶化的担心，特别对生活的规划和中长期财富发展方面。因此，代际流动的减少增加了人们的忧虑。现在45岁以下的人中只有其中四分之一相比父母那一代其职业获得了提升，剩下的不在少数的人似乎面临社会地位下降的危险。舒君德博士谈到，在这一背景下“地位恐慌”有所增加，因为德国很多中产阶级担心失去几十年来形成的生活质量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认同。总的来说，鉴于德国的相对富裕，这种恐慌主要在于弥漫性的不安全感，更甚于对生活没有保障的担心。尤其是中产阶级核心层级对于现实或感觉上的威胁，例如欧元危机、欧盟危机和难民危机，反应十分敏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是“社会的地震仪”。
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扩大（来源：麦肯锡）
中国的中产阶级继续扩大
对德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必须放在新的全球中产阶级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看待。其扩大是未来几十年的趋势，且伴随着全球区域经济地位的调整，中国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中国的中产阶级长期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预测，到2022年中国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将继续显著增加，同时会转向高端中产阶级。除了中国发达的东部地区外，中西部地区也将获得更加快速的发展。
但是社会不平等也在继续增加，即使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及消费差距自九十年代以来有所缩小。由于城市之中的不平等也在继续扩大，主要问题在于缺乏合理的可以弥补部分巨大收入差距的再分配体制，因此，中产阶级与超级富豪之间的差距一直在扩大。根据北京大学2016年初所做的研究，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全社会三分之一的财富，中产阶级首尾两端的差距也在扩大。
缺乏社会标准
即便如此，大部分中国人都对未来的前景充满信心。在华盛顿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调查研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乐观地表示，其未来12个月内的个人经济状况会得到改善，还有更多人甚至认为，他们的孩子以后会比父母一代过得更好。可以看出，对社会地位下降的恐惧现在几乎还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有忧虑。例如，人们感觉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没有把握以及孩子的教育成本增加。此外，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对生活和医疗保障的担心以及严重的环境负担也引发了忧虑。对下一代未来前景的忧虑甚至导致很多人认为，为了孩子的幸福需要移民。
同时，中国的中产阶级缺乏价值观的支撑。今天的中产阶级是伴随着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政策建立起来的，发展时间还非常短。他们将自己视为中产阶级主要在于其拥有不断增长的财富，而现在，财富的快速增长不时受到威胁。在过去几十年中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快速发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情况导致社会上没有形成关于中产阶级的标准。而且中产阶级在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方面广泛缺位，诸如没有加入联合会和协会等，加剧了其在社会整体结构中支撑基础的缺失。因此，鉴于中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缺乏对于保障的基本感知，其现状感觉上并不稳定。
国家再分配缩小了社会差距
接下来的讨论首先涉及中国保障中产阶级健康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措施。对此，舒君德博士再次提到了国家的再分配政策。德国的再分配政策对中产阶级状况的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也能够取得显著效果。在社会流动性方面，舒君德博士谈到了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调控措施。例如，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创造更多需要高素质人才的劳动岗位，开辟新的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由于现在高校毕业生人数众多，这些举措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舒君德博士认为，中产阶级发展的风险较少的在于经济增速放缓，更多的在于腐败和寻租等社会问题。这些会阻碍中产阶级充分释放他们的潜力。
舒君德博士与黄燎宇主任
国家壁垒反应是短视的表现
此外，还探讨了部分德国中产阶级对社会地位下降的恐惧。这主要是由经济状况和全球化的不可预见性引起的，舒君德博士提到。虽然德国的中产阶级总的来说从全球化市场经济中受益颇多，但鉴于国际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增加，产生疑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这点上，主要是中产阶级感觉到，他们对社会经济和政治进程的影响在减小，而这又导致了排外和壁垒反应。例如，他们觉得难民很容易走入令人心生恐惧的阴暗面。
在谈到德国和欧洲新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趋势的问题时，舒君德博士谈到了孤立主义政治论调在经济上的短视。虽然其赞同者希望防止出现负面影响，但大多数时候还想继续利用开放的市场和边界产生的积极作用。例如，现在有些欧盟的资金净接受国拒绝共同接受难民，将自己屏蔽在共同体之外。但在欧盟内重新引入边界管控将导致高额成本，使所有欧盟国家陷入不利境地。舒君德博士认为，核心问题在于，欧盟的诸多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但其作为一个共同体常常要仓促地为很多问题负上责任。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黄燎宇教授在总结发言中对所有与会人员的积极参与表示感谢，并再次指出，中产阶级对中德两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施小东
翻译：张敬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