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研讨会
中国如何消除贫困

脱贫是当前中国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上亿人口摆脱了经济贫困，但是贫富差距也随之扩大。在2017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用近三个半小时的时间做了详细的报告，并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了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稳步发展，必须做好脱贫的攻坚工作。

成就与新方向

中国在脱贫扶贫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七十年代末以来，已有7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农村的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6年4.5%。

在过去贫困面较大的时期，这些显著成就的取得主要归功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但如今应实行精准扶贫政策，帮扶没有共享到社会发展成果的人群，中共中央党校张严副教授如是谈到。

邱耕田教授介绍中国摆脱贫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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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实施。中央党校不仅参与制定精准扶贫计划，也会派干部深入农村和县城，为当地政府机构提供咨询。张严副教授曾在河北省一个贫困县挂职副县长，不仅协助当地从理论上落实精准扶贫政策，还协调将当地的传统家具运到北京售卖。

教育在不断优化当地的区位优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党校邱耕田教授认为，最大的挑战不仅在于经济扶贫政策的资金方面，还在于全面促进教育和培训方面即扶智。这不仅是指正规教育，还包括思想的转变，因为只有持续经营、生活稳定才能取得长期的成功和跨代际社会流动性的提高。

马格尔教授在巴州长期负责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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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发展模式对中国的借鉴价值

德国几乎不存在中国意义上的扶贫，不过也存在城乡差距，需要实施农村综合发展政策。这一领域的著名专家之一就是慕尼黑工业大学的霍尔格·马格尔教授。应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之邀，马格尔教授在此次研讨会上介绍了他长期在该领域积累的政策和学术经验。

马格尔教授认为，城乡等值化是公平的一种体现，这也源自于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理论。如果差距太大，国家就必须加以干涉，以维护富裕地区和相对贫困地区的适当平衡。

马格尔教授的空间公平模型建立在机会公平、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代际公平四个方面之上。在这个模型中，除了收入程度还要考察就业率、长期失业率以及学校和医院数量等指标，以对问题进行客观和有针对性的分析。

另外，必须重视农村人口的诉求和感受。虽然农村的物质生活水平可能低于城市，但生活满意度必须与城市相仿。在德国要达成这一目标也要实行公民参与，使人们能够按照个人意愿积极参与构建公共生活。

马格尔教授认为，上述农村发展的基本原则不止适用于德国，虽然在具体政策制定上中国需要找到自己的方式，但中德两国的措施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补充。

施特鲁克教授对政府推进东德结构调整进行了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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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以向东德学习之处？

东西德统一之后，东德积累了丰富的促进结构薄弱地区发展的经验。当时一些农村地区原本在经济上处于国家之末，且要在短时间之内使生活水平与西德比肩。

班贝格大学劳动学教授欧拉夫·施特鲁克在报告中谈到，东德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直到现在，经济结构的薄弱之处的影响也依然存在，以致统一三十年后其平均工资水平仍比西德低约25%。

东德的成功主要在那些实施了连贯的产业集群政策以及有针对性的促进战略产业发展的地区。九十年代制度的变更导致失业率激增之后，2004年政府显著加大了对失业保障的投入，以专门应对生活问题以及培训、医疗和家庭等领域的问题。

虽然客观上新联邦州即原东德的经济情况得到了改善，但是至今若直接与西德相比，东德人民的生活满意度仍低于西德。

深入探讨东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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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水平不是导致满意度普遍较低的唯一因素，主要原因在于，在急速的变化中没有考虑到对于使人接受变革的一些重要原则。东德人民没有被充分纳入到政治决策过程之中，并且只有很少的时间去学习和尝试走自己的不同道路。由此可见，对于公民所理解的公平的发展过程来说，公民参与和程序公平多么重要。

全面小康？

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时，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便届时已经消灭绝对贫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仍然是一项重要任务。虽然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有前景的解决措施，但地区经济结构体制缺陷还将长期存在。这也是德国的经验教训之一。

作者：施小东
翻译：张敬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