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由贸易和社会公平的辩护
全球挑战背景下的社会福利国家

简单地说，全球化指一个较大的国家群体的外贸增长高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种发展的一个核心结果就是加强了国际分工。

如此来讲，全球化绝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光指通讯和基础设施的技术进步，那么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来自班贝格大学的埃尔玛·里格尔教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次报告会中对这种理解提出了告诫，因为全球化的历史一直在经历挫折。

自由贸易的经济成就

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就描述了全球化的事实，即国家经济相对国际市场前所未有的弱势。全球化的发展急剧加速，19世纪末在一些领域世界经济融和水平已经达到了比今天还高的程度。

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强劲的去全球化潮流。国家力争自给自足，想通过自己的力量供给原材料和消费品，这导致了生产力大规模的丧失。这段时间经济融合水平的极端倒退证明了，光靠技术发展不能为经济全球化创造出坚实基础。

二战后，新的全球化浪潮进展缓慢。美国参议院最初甚至阻挠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1947年生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最初只是一个由不超过28个国家参与的临时措施。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在许多轮艰难的谈判中逐渐减少。这项协定最终被1995年成立的世贸组织所代替。

关税的降低使世界贸易得到了超常的发展：1960年，贸易的份额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4%，而今天已达到近60%。贸易的扩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创造了工作岗位，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提高了家庭收入。

通过社会福利政策提高社会对自由贸易的接受度

20世纪下半叶，降低关税的空间越来越大。以前，各国的利益集团常常反对关税政策自由化，如今在许多西方国家制定了诸多社会福利政策来缓解自由贸易的弊端。

在德国，社会保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新的养老保险体制的实施阻止了之前蔓延的老年贫困，在生病的情况下照常发放工资是对劳动者的一项重要保护。尤其是失业保险为那些受国际竞争影响，相对效益不好的经济部门的雇员提供了保障。社会福利通过“多挣多缴”的团结原则来筹措经费。

这样一来，扩大社会福利就成为了减少关税壁垒的前提。国家劳动力市场政策为进修、企业重组补助和必要的失业金提供经费。社会福利政策成为了一种促进劳动力市场合理化并帮助雇员适应市场变化和现代化的力量。

然而，在过去20年，全球的福利保障再次萎缩。这推动了贸易保护主义，加强了因恐惧导致的反全球化运动和新的国家利己主义。“美国第一”这一口号也意味着福利国家在特朗普领导下——就像小布什时期那样——不去适应新的挑战。美国还设立了新的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没有时间限制的关税壁垒。无利可图的产业未来将人为的生存下去，经济效率下降，实施负责任的社会福利政策的财政空间将继续萎缩。

社会劳动力市场政策

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者代表的中心论点大多是保障就业。

班贝格大学社会学系埃尔玛·里格尔教授的同事，劳动关系研究专家欧拉夫·斯特鲁克教授主要从事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的研究。他在于北京举办的报告会中阐述了全球化，尤其是数字化和自动化的技术进步，如何给政策制定带来了新的挑战。

虽然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目前没有像有些观察者预想的那样导致失业率上升，但对职业的要求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高素质人员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低素质的人员越来越容易被裁减掉。

一般工作人员和雇员的就业前景对于社会公正感知来说尤其重要。国家即使着力发展适应劳动力市场的教育，还是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成为高素质人才，所以政府必须激励企业继续给这些低素质人群提供工作岗位。

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经济生产过程，德国致力于扩大高水平的技术工作。这种“参与性生产”与美国所谓的“新泰勒主义”科学管理模式背道而驰。美国这一模式将少数专家投入到关键职位实行流程自动化和监控标准化的简单工作。斯特鲁克认为，目前还不能确定哪条路径经济效益更高。无论如何，德国致力于发展符合社会利益的，拥有大量专业技术人员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福利政策是自由贸易社会接受度的基础。里格尔认为，很遗憾大多数政治家没有认识到这种系统性的联系。但没有相应的社会福利政策，全球化将必然失败。

作者：施小东

翻译：贾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