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刑法中的被害人保护
中国政法大学（CUPL）联合举办的中德刑事法研讨会议

[Translate to Chinese:] Prof. Dr. Streng erklärte den Täter-Opfer-Ausgleich in Deutschland

加害人-被害人-和解（T-O-A）：

Streng教授在讲座中首先讲述了德国该主题的一些基础知识。在德国通常的刑事程序中普遍适用法定原则，亦即，一旦符合提起公诉的法定条件，就必须追究犯罪并且原则上必须起诉。该原则当然也可以通过裁量原则被突破，例如，罪责轻微的案件是可以被终止刑事程序的。德国的少年刑法甚至更进一步：这里的法定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还应该受到从属性原则的限制。这体现在，根据《少年法院法》第45条，检察机关只有在对犯罪的非正式性处置仍然效果不足的情况下才应提出起诉。原则上，《少年法院法》对少年犯罪规定的法律后果有三种：教育处分（《少年法院法》第10条第1款第1句：“用来规制少年开展生活且能因此促进和巩固对其教育的命令和禁止“）、惩戒处分和少年刑罚。

根据《少年法院法》第45条第2款第1句，终止程序的前提是教育性措施已经实施完毕或者已经被安排。依据《少年法院法》第45条第2款第2句，少年努力与被害人达成和解等同于教育性措施，即加害人-被害人-和解（T-O-A），通过它可以限制社会冲突，并因此可以降低罪责。此外，加害人的请求谅解可以帮助犯罪被害人更好地走出心理创伤。这样的请求谅解或者和解谈话通常都需要求助于专业的调解人员。如果加害人嗣后没有遵守他曾经在和解谈话中承诺的义务，检察官随时都可以继续开展程序并且提起公诉，因为《少年法院法》第45条第2款的程序终止决定不产生确定力。

[Translate to Chinese:] Prof. Xiang Yan

中国不同的处理方式

随后在中国学者的评议中，他们将德国的情况与中国的规定进行了比较。江教授最初强调，在中国不仅没有单独的少年刑法——普通刑法中只有专门针对少年的条文——而且也没有明确规定对加害人-被害人-和解的法规。但是，由于中国越来越注重未成年人的教育理念，所以在实践中也经常遵循这一原则。加害人-被害人-和解的制度于2012年才首次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典得以规定。在这里，也有该原则应该有助于避免社会冲突这一层含义。程教授在发言中阐述了两国在应用方面的具体差异。

与中国相比，德国对应用的限制要少得多。此外，犯罪人可以通过他的补偿努力实现减刑或缓和刑事调查的压力。一个特别重要的区别是，德国的和解机制并不要求完全认罪，而只要求表达悔意——而在中国，则必须对犯罪行为进行全面的供认和坦白才能达成和解。

[Translate to Chinese:] Prof. He Ting und Prof. Song Yinghui

然而，和解在中国的适用范围相当狭窄。首先，加害人-被害人-和解用于最高判处3年有期徒刑的民间纠纷的犯罪，其次适用于最高可能判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过失犯罪（例如财产或人身伤害）。此外，中国的加害人-被害人-和解通常与物质或经济赔偿相关联。

何教授赞成应当要在刑事程序的早期阶段、甚至在其之前就要将加害人-被害人-和解纳入进来。而在中国，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刑事诉讼之后，这意味着加害人和被害人很少能进行个人会面，因为当时加害人可能正被羁押。

在会议的最后部分，宋教授对各位专家的结论再次进行了总结。并从他的角度给出了进一步的评议。他强调，加害人-被害人-和解的目的一方面应该是鼓励加害人寻求和解，且从结果上来说，帮助受害人弥补他们的身体（可能是物质方面）的伤害。与德国自1923年以来就制定了一部成文的少年刑法不同，中国还没有这样一套特殊的法律体系。不过，与前面的发言者一样，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更加重视教育理念，而不是惩罚这一点他也表示支持。

作者：Ole Engelhar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