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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构与首都城市治理发展
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举办第三届首都发展高端论坛

2021年11月6日-7日,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在北京举办了第三届首都发展高端论坛,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上海交通大学也应邀作为嘉宾参加了此次会议。此次论坛聚焦中国、西欧和东欧等国首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城市发展路径,探讨了战后建设及重建对各国首都现代化治理的经验意义。

会议为期两天,由孟虹教授主持,诸多中国教授和知名专家出席了此次研讨会。原中国驻德大使史明德、北京市社科联、社科规划办党组书记张淼、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叶裕民等与会并发言。国际学者也通过远程参会的方式分享了欧洲国家首都的发展经验,如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波茨坦历史研究所前所长库拉德・H・雅劳施教授、罗马德国历史研究所所长马丁・鲍迈斯特教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曼彻斯特中国学院研究员李可嘉博士等等。通过这种方式,与会学者们对来自德国、波兰、匈牙利和英国等国专家阐述各自发展道路的报告进行了充满价值的讨论,使会议得以就世界不同地区首都发展的经验进行一系列有趣的、多样的和有益的比较。以下将总结由赛会邀请的三位欧洲学者的报告内容,分别是日内瓦大学校长伊夫・弗吕基格尔教授、维也纳市议员斯蒂芬・奥尔-施图格和德国艾希施泰特天主教大学及慕尼黑天主教基金会应用技术大学讲师雷吉娜・贝克。

科学是交流的基础

伊夫・弗吕基格尔教授的演讲题目是“二战后关于日内瓦市发展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政策”。弗吕基格尔教授虽然没有重点提及瑞士的首都,但是令人印象深刻地展示了日内瓦市的科学和人道主义领域为瑞士整个国家在国际上扮演重要的、具有建设性角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863年,国际红十字会在日内瓦湖畔成立,这不仅是日内瓦市的历史性时刻,也是全世界的历史性时刻。60年后,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在日内瓦成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成立阶段,则自然而然将人权理事会这一重要机构设在了日内瓦。在灾难性战争后的几年中,日内瓦终于日渐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首都:短短数年间,国际劳工组织、关贸总协定、世卫组织、联合国难民署纷纷在日内瓦安家落户。今天,日内瓦已经成为41家国际组织机构和超过1000家非政府组织的所在地。1953年欧洲核子研究所的成立,使日内瓦市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全球科研前沿阵地的地位。日内瓦大学也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继城市的国际定位之后,日内瓦大学的特点也是高度国际化:1.9万名在校生中,只有约40%来自瑞士本国。这种国际开放精神已经成为日内瓦大学的治校方针,也彰显在各类国际合作项目之中。不断开放国际交流、寻求全球问题解决方案的重要性,在2020年初爆发新冠疫情时再次得以凸显。在上述背景下,弗吕基格尔教授提醒道,必须建立多学科和多机构的网络,使政界、学术界、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能够公开交流意见。为此,日内瓦大学于2018年创立了“日内瓦科学政策平台”,正是用以支持这种沟通顺利进行,缔造双赢结果。

 

二战后的转型

斯蒂芬・奥尔-施图格在题为“维也纳:欧洲中心的大都市与相遇、和平和自由之地”的演讲中指出,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国际化发展在诸多方面毫不逊色于日内瓦。二战刚结束时,维也纳的处境极为艰难:部分城市在战争中遭到轰炸,经济和社会方面受到了极大地削弱。维也纳市政府在这“归零”之时果断决定,以面向世界的开放姿态,将维也纳城打造为国际交流之城。1955年《奥地利国家条约》的签订,使奥地利重新恢复了主权完整,加上奥地利通过了永久中立的宪法,都为维也纳迈向国际枢纽、国际会谈地、各国利益调解地的定位提供了机遇。奥尔-施图格反思道,虽然“归零”促进了新的起航,但维也纳在1945年后的自我重塑和重新定位中,实际上也借鉴了过去的积极因素:例如昔日作为哈布斯堡王朝多民族帝国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以及1815年维也纳会议在这座城市为重大战争冲突后(即拿破仑战败后)欧洲新秩序的确立提供了场所。尽管对过去的旧事物和具有特别积极意义的事物的积极坚持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必须注意到,近些年那些负面和可怕的方面被故意忽略了——尤其是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对维也纳犹太人犯下的罪行。因此,向前看,城市的新定位,部分来说也是以过去的受害者为代价的。

 

战后那些年维也纳展现出一派和平、自由和国际化交流的城市面貌,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迅速发展为欧洲和世界最重要的国际会议都市之一,并持续至今。1961年正是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会议上通过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确立了适用至今的国际外交的法律基石。最近的情况也表明,时至今日维也纳依然具有作为国际谈判地点的重要作用:关于伊朗使用民用核能的会谈就是在维也纳举行的。

维也纳在国际社会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却并不局限于这些重要的(历史性的)国际会谈和会议。还体现在,与日内瓦类似,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越来越多的重要国际组织在维也纳落户。欧佩克、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选址以及联合国机构在多瑙河畔的维也纳国际城(亦称联合国城)的驻扎也是明确的证明。维也纳是迄今欧盟中唯一一个设有联合国办事机构的城市。这些国际机构的落户也对维也纳的城市规划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促使了联合国城等一些雄心勃勃的大型建筑项目的落成。

但当然,维也纳国际大都市的定位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是最终目的。人们很快认识到,维也纳与布达佩斯、布拉格、慕尼黑、苏黎世等其他中欧城市和大都市之间形成了竞争。因此,维也纳不仅要把自己定位为政治机构之城,作为国际贸易之城和后来的科学研究之城也非常重要。这一新的定位要求在区位发展上更注重软实力,对维也纳来说主要是城市的文化和文化历史。

时至今日,维也纳市政府仍发扬着这座城市的政治对话传统:维也纳市长米歇尔・路德维格博士新近签署了《自由城市公约》。该公约旨在捍卫民主和自由选举,反对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重点保护少数族裔免受歧视。在二战结束数十年后,维也纳城仍致力于自由与和平,并与中欧其他大城市携手前行

VR和AR技术如何实现慕尼黑与北京的国际交流

雷吉娜・贝克女士在她的演讲“北京-慕尼黑:拥抱媒体艺术和文化遗产的AR/VR项目典范”中,将目光从欧洲延伸到了中国的首都北京。

贝克女士介绍了媒体艺术与艺术/历史教育的概念,以北京和慕尼黑为例,阐述了概念中的AR技术(增强现实技术)和VR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她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如北京紫禁城的虚拟游览(蔡国强:"梦游紫禁城",2021),说明了今天如何利用现代技术使人们即使身处不同的地方也能保持国际交流。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个话题自然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队合作的各种项目(慕尼黑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联合项目:历史加数字),这些都是作为跨学科教学项目的形式加以讨论的。

在这方面贝克女士指出,AR和VR技术在教育的可及性和排他性方面面临同样的挑战。此外,她还根据新技术接受程度的研究结果,跟大家探讨了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开辟新目标群体的问题。

综上所述,贝克女士提醒道,在使用VR/AR技术时,将这些问题作为艺术/媒体教育和博物馆教育领域中通过设计和教育形成的复杂的跨学科伦理挑战,一直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奥乐

翻译:徐若楠